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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如何 力量必如何 我在國境之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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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白?抹「白」?- 五○年代與文學史的書寫

一. 第一個十年 二二八事件後,國民政府高壓禁斷日文書寫的場域,台灣新文學由日據時期所創立的下的傳統,可說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斷裂,文學界也可說面臨一片荒蕪的窘境。民國三十八年(1949年)政府迫遷來台,一同跟著國民黨到台灣的人士有許多接受過五四洗禮的知識分子。這群人,在往後的十年裡(1950-1959)以中文書寫開展了別於原先台灣新文學的淵源,藉著五四的精神及對共產黨的戒心(當初,失守大陸有部分原因歸咎於共產黨文藝政策的勝利),發展出往後史家普稱的「五○年代反共文學時期」。然而,一般論者對於此時期的文學評價多半偏低,原因不外乎是國家政策大量介入有關。不過,先撇開此點不論,由於五○年代大力發展文藝的結果,是不是因此讓斷層的台灣文學以華文銜接上(西方文學理論也在此一脈落下被吸收),並因此使的台灣與大陸五四間的傳統相互交流,影響著之後台灣文學的創作。筆者以為,這可能是評價五○年代文藝發展成果值得開發的要點,而非光憑對內容的解讀就斷下鐵論,這可能頗為不公。或許,我們可以將他看做台灣新文學的另一新起點,與後來六○末七○初強調復甦日據時期新文學精神的對話,更見其中的複雜性。 以下本文就分別以台灣大陸對五○年代文學書寫的差異,及近期論者對台灣文學史的反省,與探勘雜誌刊物的運作影響三部份,來重新評估五○年代文學史書寫的可能性。 二 兩面困局 在台灣與大陸的早期文學史撰寫中,多半對五○年代的文學發展扣上「反共文藝」的帽子。以台灣方面來講,因為承襲著葉石濤的本土史觀的緣故,對於當時本土作家的缺席及被打壓,想當然而會認定此時間是「一片真空」。彭瑞金發展葉的理論更甚,他直言反共文學:「大鍋菜式的同質性(公式化)……,所以儘管它霸佔了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的空間,文學的生產還是等於零。」由於,葉石濤與彭瑞金對「台灣新文學」有其認同(也就是接觸日據時期的政治抗議精神),所以在這之外,往往都被革除。而近期寫史的陳芳明,獨有的後殖民史觀確實有其多元面向觀照點出現,對於時代背景因素、刊物運作編輯、女性散文等,都給予高度的評價。算是截至目前唯止,對五○年代較高評價者。不過,就邱貴芬的觀察而言,陳芳明仍有「官方文學V.S 民間文學」的模式出現,基本上依舊循著葉一派的說法。總體而言,於台灣的台灣文學史撰寫五○年代部分,因其堅強的本土觀使然,往往出現了強烈的排他性,因而抹煞了外省作家的貢獻,忽視在這個脈落之下興起的台灣文學的影響改變,危險的造就了某種獨斷史觀的成立。 大陸方面,則因為政治立場的緣故,對於五○年代反共作品的評價當然不好,且收編的意味相當濃厚。除此之外,無法掌握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,謬誤多所發生,常常形成作家作品論的狀況,很難公允對整個時代作出評價。過分稱頌五四對台灣文學的影響,可見到意識型態的運作。簡言之,大陸以作品歸納的方法,較多的是資料性的呈現。 由前上觀之,不論是在台灣或大陸,對五○年代的文學成果評價都偏低,成為裡外不是人的兩面困局。但是,不論是大陸或台灣,這樣史觀的書寫都同時抹煞了五○年代大規模文學運動的影響。這使筆者想到,大陸也曾很長一段時間文藝被政府強烈干涉的時期,但在這之後的反省,都可以見到因為那段時間對題材的要求,而形成大陸作家在語言及鄉土掌握的高度,這都是「因禍得福」的例子。筆者認為,台灣文學史對五○年代的評價,是否也可用這樣的角度去切入,不論是新一波台灣華文創作的開端,或者是文藝刊物的影響的面向,都可以是更全面的視角。由此,則不再會是以空白一筆帶過。 三 新的切入點 邱貴芬在<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>一文中,以表列的方式點出目前台灣撰寫文學史可能的盲點,比較在葉石濤、彭瑞金、陳芳明三者間,可能隱含的不見之處。在此,他很巧妙的規避掉台灣意識認同的問題,直接以台灣五○年代女性創作來切入,會發現當時女性作家的興起,的確在無形之中開展了台灣女作家的創作空間,於是到六○~~八○年代不論是散文或小說,就如王德威所言是有一群浩浩蕩蕩的女流之輩,巾幗不讓鬚眉的書寫著。於是乎,藉由這樣的角度來看,我們就不能忽視五○年代女性創作的淵源流傳,說它文學成果等於零,恐怕就很說不過去了。 藉由對五○年代的重新認識,我們可以在台灣文學史裡找到一個新的切入點,也似乎能夠較完整的去解釋文學史上的現象。然而,除了女性創作這個面向之外,五○年代末的非官方的刊物發行及西潮的影響等,也說明了這個時代絕非單單以「反共文藝」可蓋括,筆者大致藉由文獻資料歸納出幾個特色:(1) 國家機器如何對文藝產生影響;(2)文藝雜誌大量發行,形成讀者、編者、作者三方面的頻繁交流活動;(3)西方理論的引進,及對此的反省;(4)女性創作者的大量出現,造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尤其是第一點及第二點,是本時期最突出的現象。當時官方及非官方的雜誌,都非常興盛,類型上也有明顯的區別,並培養出一群作家,這樣文學的場域的現象或許是更值得探討的地方,作為切入的新面向。 四 五○年代「三結構」的影響 在應鳳凰<五○年代文藝雜誌與台灣文學主潮>中提到以郭楓、張頌聖的結構方式, 分類出 「主導文化」、「另類文化」、「反對文化」三種當時的文藝雜誌類型,並以三角形的圖形稱作五○年代「三結構」。在這篇論文中:主導文化代表的是官辦的雜誌,如《幼獅文藝》;另類文化則是較接近大眾品味的刊物,如《皇冠》;反對文化則以堅持學術立場的為主,如《文學雜誌》。能將文藝雜誌歸為三大類型,可見當時文學讀者的眾多及其需求,還有這個場域的活絡。不過,值得觀察的是,雖然每一本雜誌都有其基本的作家群,但是有部分作家仍是有「跨」類型的演出,並不一定在特別在哪種類型的雜誌發表文章。所以說,假若以當時的作家都寫「反共文學」來作定論、「反共文學」是主流的話,可能要再行斟酌。除外,論者更因此推出「反共文學時期應當比一般文學史所呈現的要來的短」,這句話無疑點醒我們不能以短短幾年的現象,來作為這整個十年的成果。當然,這可能要在多些數據資料來證實。 再者,以上我各列舉出的雜誌,會發現到除了《文學雜誌》以外,其他兩本都仍在發行當中。由此可見,作為文學發表的媒介,它們培養出的作家群、讀者、及閱讀品味,是值得放在台灣文學領域中研究的。《文學雜誌》雖未能繼續出刊,但它刊載了夏志清、夏濟安的評論文章,直接引起了台灣文壇中對張愛玲的重視,及對西方理論的注意。後來繼承它的《現代文學》,更是現代主義作家的搖籃,其對純文學的影響可說是非常巨大。經由對文藝雜誌的分析,印證了五○年代的豐富文學活動,更見證它非反共當道,在這段期產生的文藝刊物對往後的繼起者很大啟發。 五 空白?抹白? 本文在第一部份以另一各角度來思考,認為五○年代或許可以作為台灣新文學,以華文創作的另一個新起點。第二部分則比較臺海兩岸的台灣文學史得不見之處,並試著點出以「文學影響」的方式來思考,非對文學作品內容的價值判斷來認定五○年代的文學成果。第三部份藉著邱貴芬的論點,將重新評價五○年代的視角,作為書寫更完整的台灣文學史的契機。第四部分則接續對五○年代文學活動的評價,特別抽出文藝雜誌部分來觀看,並見其特殊性。希望藉由這五個面向的省思,來企圖給予五○年代文學成果公正的評價,而非以「抹白」當作空白。 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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